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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黎甄微

来源:本网 石朝江      阅读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9/12/25 17:50:51

石朝江

 

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 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中国自有文字纪事以来就有关于苗民的记载。

无论是钦定的正史仰或野史,对苗民的称谓,上古时期称“东方人”“君子国”“不死国”或“伏羲太昊部族”,炎帝、黄帝、蚩尤时期称“九黎部落”“九黎部族”,尧、舜、禹时期称“三苗”“有苗”或“三苗国”、夏商周时期称“南蛮”“荆蛮”“荆楚”或“苗蛮”,秦汉以后称“武陵蛮”“五溪蛮”。虽然各历史时期称呼不同,但称呼的对象都是苗人。

马克思说过:“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历史是胜利者来书写的。中国史籍对苗人的记载,虽多有不实之词,但其历史脉络可谓是清晰的。中国史籍对于黄帝与蚩尤,虽然厚此薄彼、是非莫辩、褒贬偏颇,但如前所述,蚩尤是少昊之末,九黎之君、古天子,九黎部落是异族(苗族) 部落的基本史实,还是被记录下来了。

正是根据对蚩尤九黎基本史实的记载,才恢复了蚩尤的始祖地位。河北涿鹿才建起了炎帝、黄帝、蚩尤三祖堂,山东阳谷才建起了蚩尤陵,重庆彭水才建起了蚩尤九黎城。

但是,中国史籍浩如烟海,对九黎及蚩尤的记载,还是有些混乱的,或记载不实,或理解不同。比如:史籍有说蚩尤是炎帝之裔的。

《路史·蚩尤传》:“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

《遁甲开山图》:“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

《路史》、《遁甲开山图》记载蚩尤是阪泉人氏,炎帝之裔,炎帝之后。但综观中国史籍资料记载,我们认为,《路史》、《遁甲开山图》的记载是不准确的。对此,伍新福教授在《论评与考辩》中专门考证说:“从出生地和身世以及族属来看,炎帝和蚩尤,一在西,一在东,一为东夷族系九黎部落首领,一为源于氐羌的炎帝部落酋长,二者本是泾渭分明的。但由于各种文献的记载往往存在一些差别,加之研究者的理解和诠释又常各有异,致使对蚩尤与炎帝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的说法。蚩尤即炎帝,炎帝乃蚩尤,合二为一,即是一说。”

伍新福特别强调说:“司马迁著《史记》,以黄帝为五帝之首,未单列炎帝与蚩尤……司马迁对炎帝与蚩尤是分开记述的,并分别记载了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一前一后发生的两次大战。仔细琢磨原文,无论怎样也看不出,司马迁说的炎帝就是蚩尤,蚩尤即炎帝。从唐代司马贞作‘索引’,张守正撰‘正义’,到宋朝裴骃著‘集解’,以及后代《史记》的各种传注著,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司马迁笔下的炎帝就是蚩尤。”[2]我认为,伍新福教授的话说得很到位。

史籍还有说蚩尤是黄帝之臣的。齐国著名的宰相管仲则把蚩尤说成是黄帝的“六相”之首,是最大的臣子。

《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

管仲的这一记载,用今天的白话文说就是:“从前,黄帝得蚩尤为相而明察天道,得大常为相而明察地利,得苍龙为相而明察东方,得祝融为相而明察南方,得大封为相而明察西方,得后土为相而明察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得治,可以说神明到极点了。蚩尤通晓天道,所以黄帝用他当“掌时”的官;大常通晓地利,所以黄帝用他当“凛者”的官;苍龙明察于东方,所以黄帝用他当“下师”的官;祝融明察于南方,所以黄帝用他“司徒”的官;大封明察西方,所以黄帝用他当“司马”的官;后土明察北方,所以黄帝用他当“李”官。因此,春是工师,夏是司徒,秋是司马,冬天的性质则相当于理狱的官职。”

“黄帝得蚩尤而明察天道”,且不说与大多史籍记载“蚩尤,古天子”、“九黎之君”、“黄帝擒杀蚩尤”、“血流百里”、“身首异处”等不相吻合;而“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就扩大了客观事实。黄帝之时有相吗?且不是一相而是六相。的确,黄帝战胜蚩尤,从西北部挺进中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部族大融合,并建立了最初的国家模型,功劳巨大。但一些史官不顾事实,把黄帝的功劳扩大到了离奇的地步。这当然不可取,当然是不足以为信的了。

对此,段宝林教授寓意深刻地考证说:“把蚩尤的地位抬得更高了,在这里蚩尤已不只是一般的大工业臣,而且成了明乎天道的首相,使之当时的总理大臣。由此可见蚩尤地位之重要。黄帝因蚩尤而“明于天道”,说明蚩尤的文明程度比黄帝更高,很受黄帝重用。齐国人管仲如此记载,可能是齐国当地老百姓如此传说的吧。”[3] 

由于史籍记载有混乱,或记载不实,或理解不同。乃至现当代有的学人还认为蚩尤即是炎帝,炎帝即是蚩尤。比如吕思勉即说:“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等。

甚至对九黎的隶属,也引起一些学人的不同理解和看法,比如: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出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论。可能是受到时代或资料的限制,徐旭生混淆了源与流的关系,误把夏商周才逐渐形成的“华夏”、“东夷”、“苗蛮”当成了三大源头。并将蚩尤归在“东夷”集团,而又将苗民归在南方的苗蛮集团。他把夏商周的“五方格局”中的“华夏”、“东夷”、“苗蛮”当源头,而对同时期的“西戍”、“北狄”没有交待;他还说:“少皞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他列举了蚩尤只能属于东夷集团的若干证据,他强调说:“关于蚩尤属于东夷集团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很可能有其他的看法。从前人把他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4]也就是说,徐旭生认为蚩尤与苗蛮集团没有任何瓜葛。这就割断了苗族发展的历史,否定了蚩尤是苗蛮集团即现代苗族的祖先。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考古资料的发现,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可考的历史源头主要有两个:一是上古时期居住在我国东部的“东方”人或“东蒙”人,一是上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部的“西羌”人或“氐羌”人。“东方”人或“东蒙”人是源头,其后裔“东夷”、“苗蛮”是源流;“西羌”人或“氐羌”人是源头,其后裔“炎黄”、“华夏”是源流。不要把中国古人类群团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先后顺序弄颠倒了。

现在是越来越清楚,“炎黄”源自“西羌”或“氐羌”,“炎黄”时期还没有“华夏”。“华夏”是黄帝打败蚩尤入主中原后,至大禹打败三苗建立夏王朝,才逐渐地形成“华夏”“诸夏”等概念,“华夏”居中原、中土,而把居于四方的人群称为“东夷”“南蛮”“西戍”“北狄”,才形成了“华夷五方格局”的概念。“华夏”在“西羌”甚至在“炎黄”之后,“华夏”只是源流。徐旭生把“华夏”当源头,必然形成对上古历史的诸多误判。

蚩尤九黎源自“东方”人或“东蒙”人,蚩尤九黎逐鹿中原失败后,一部分南下建立三苗或三苗国,至夏商周时被称为“南蛮”或“苗蛮”。“东方”九黎人未参战未南下的那一部分,至夏商周时被称为“东夷”,春秋战国前后,“东夷”全部地融入了华夏族。“东方”人或“东蒙”人是源头,其族裔“东夷”“南蛮”是源流。“东方”人“九黎”人是 “东夷”和“南蛮”共同的祖先。夏商周时被称为“东夷”的人群,与“南蛮”“苗蛮”同源共祖,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

徐旭生误把夏商周才逐渐形成的“华夏”、“东夷”、“苗蛮”当源头,所以才得出了“少皞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从前人把他(蚩尤)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的错误结论等。并且,“三大源头论”大大地缩短了中国可考的历史。

又比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 怎样理解和对待范文澜的这段话?我认为,范文澜也是按照夏商周时期“五方格局”的人群分布来说这段话的,他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被称为狄族、戍族 ……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范文澜大历史学家的话也陷入矛盾中。

按照范先生的这段话,似乎苗族发祥于南方,蚩尤率领的九黎族由南方最早进入中原,这与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不相符。是错把“三苗”后的苗区当作“九黎”的苗区了。诚如我们在前面引证伍新福在《论评与考辩》中说的:“目前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蚩尤九黎部落是发迹和首先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5]“而绝非蚩尤九黎部落从遥远的南方,跋涉北上,去同炎、黄部落争夺华北平原。”[6]  

范先生说的“蛮族”时苗族的先民已经居住在了南方,但首领早就已经不是蚩尤了。蚩尤是九黎部落的首领,“蛮族”或“苗蛮”“南蛮”是九黎部落战败后南迁的那一部分的后裔,蚩尤在逐鹿中原时被杀,怎么又成为几百年后“蛮族”或“南蛮”的首领呢?

总之,中国史籍记载的蚩尤九黎,大多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有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学人的研究与考证,虽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但主流上还是认为蚩尤是九黎之君,九黎部落是异族(苗族)的部落。

综上所述,“蚩尤为九黎之君”,“蚩尤为炎帝之裔”,“蚩尤为黄帝之臣”三种记载,我们认为“蚩尤为九黎之君”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古天子”,“九黎之君”,即王的意思,说的就是蚩尤是九黎集团八十一个兄弟氏族的大王,大酋长,即章太炎说的“蚩尤为苗族豪酋”。九黎部落集团发祥于中原,势力很大,占据的地方很广阔,社会经济文化相对发展。所以,中国史籍称九黎部落集团的大王为“古天子”、“九黎之君”。章太炎则使用“豪酋”二字,“豪酋”即不是一般的“酋长”,已经接近于后来的“君王”了。

二、后人理解之失误

1、

2、

潘定发先生之所以想另起炉灶,批评《苗族简史》等梳理出来的苗族历史发展脉络即他所说的“历史框架”,而提出自己不着边际的所谓“历史框架”,关键是他误读了一些大师的相关记述。

潘先生在《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中指责说:“《苗族简史》当年为何不采纳梁、徐、范的观点呢?是《苗族简史》编写组不相信三位的观点?或是采取苗族历史的源头应该在两江流域的折中办法?” 那么,梁(启超)、徐(旭生)、范(文澜)是那些观点呢?我们且看潘先生的引文以及他的误读。

第一、潘先生在《苗族历史源头研究回顾》中提到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将中国民族分为9个派系,其中有“苗蛮族”;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将中国民族改分为8个组,其中有“苗蛮组”。潘先生自己也认为,“梁启超对苗蛮组的分类,主要着眼于近代分布区域。” 潘先生误读了梁启超着眼于近代分布区域的“苗蛮族”、“苗蛮组”,误把“苗蛮族”、“苗蛮组”当成了苗族的历史源头。所以他在《试谈苗族的历史框架》中把“苗蛮集团”排在第一位,甚至超越了不可考的“燧人氏”。在我看来,潘先生是没有理由指责《苗族简史》当年为何不采纳梁的观点的。

第二、潘先生说:“1943年,徐旭生出版《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在第二章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里把中国远古人类大致分为从西部发祥而来的华夏(神农炎黄)、山东沿海的东夷和南方的苗蛮三大集团。苗族的先民则是地处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苗蛮集团。”

是的,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出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论,并将苗民归在南方的苗蛮集团。可能受时代或资料的限制,徐旭生混淆了源与流的关系,误把三大集团当成了三大源头。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考古资料发现,中华民族可考的主要有两大历史源头:“西羌”是源,“炎黄”、“华夏”是流;“东蒙”是源,“东夷”、“苗蛮”是流。只要认真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就会发现徐旭生的三大集团论陷入矛盾中。他把夏商周时期才形成的“五方格局”中的“华夏”、“东夷”、“苗蛮”当源头,同期的“西戍”、“北狄”没有交待;又比如,他说:“少皞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他列举了蚩尤只能属于东夷集团的若干证据,他强调说:“关于蚩尤属于东夷集团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很可能有其他的看法。从前人把他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7]也就是说,他认为蚩尤与苗蛮集团没有任何瓜葛。这就割断了苗族发展的历史。现在情况越来越明白,“东夷”、“苗蛮”的历史源头是 “东蒙”,“东夷”是“东蒙”人未参战留居原地的那一部分,后来全部融入华夏族。“南蛮”或“苗蛮”是“东蒙”人参战失败南迁的那一部分。《苗族简史》当年没有采纳徐旭生的“苗蛮”源头论是对的。

第三、潘先生说“范文澜等史学家均持此见,只是范氏把苗蛮称为‘南方的蛮族’。20世纪30年代后期,范文澜在延安受中共中央委托,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竖排版本上就写得很清楚。他认为:‘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 是的,范文澜在20世纪30年代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确实说了“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的话。怎样理解和对待范文澜的这段话?我认为,范文澜是按照夏商周时期“五方格局”的人群分布来说这段话的,他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被称为狄族、戍族 ……居住在南方的人被统称为蛮族……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 确实,范文澜的话也陷入矛盾中。他说的“蛮族”时苗族的先民已经居住在了南方,但他又把九黎、蚩尤插在其中讲,应该说这并不稀奇,中国史籍、学人研究,也常把前人与后人,前事与后事混淆在一起。比如,说蚩尤是九黎三苗的首领,说:“少皞既属于东夷集团,蚩尤就不能属于其他集团” 等 。著者混淆了,读者尤其是研究者要理清,不能以诈传诈。这就不难看出,《苗族简史》没有用范文澜的 “蛮族”当源头,是对的。“蛮族”或 “苗蛮”是苗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在东蒙、九黎、三苗之后,当然不能当成源头了,而且最好是用“荆蛮”来表达。

总之,我认为是潘先生误读了梁启超、徐旭生、范文澜的相关记述,指责《苗族简史》当年为何不采纳他们的观点,其理由是极不充分的。《苗族简史》没有把“苗蛮”或“苗蛮集团”当作历史源头,而是当作苗族历史发展的一个中期阶段,是符合苗族历史发展实际的。《苗族简史》等关于苗族历史发展脉络的表达式,不断地被国内外有关苗族历史及族源的书籍、史志书和苗学文章所沿用,说明它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注释: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岳麓书社,2010年版。

[2] 伍新福:《论评与考辩》,第256–257页,岳麓书社,2013年版。

[3] 段宝林:《蚩尤考》,载《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四期。

[4]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2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5] 伍新福:《论评与考辩》,第218页,岳麓书社,2013年版。

[6] 伍新福:《论评与考辩》第219页,岳麓书社,2013年出版]

[7]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2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